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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桥——方志事业的拓荒者
? 发布时间:2015-09-07 浏览次数:2423

魏桥,汉族,1930年农历三月生,杭州余杭人。1949年5月入伍,1950年1月入党。工作经历:中共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政工队队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新华十二支社“每日新闻”社编辑;中共兰溪县委宣传部干事;中共江省委党校学员、编辑室编辑、秘书科副科长、编辑组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部哲学班学员;省委工作队(江山县)副队长;四清工作组(诸暨)组长;省五七干校学员;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主任。1983年评为编审职称,1993年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才”荣誉称号,1998年离休。

曾任浙江省政协第四、五、六、七届委员,大组召集人;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省首届杂文学会会长;省首届地方志学会会长;省首届收藏协会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三届副会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出版、社科研究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哲学社会学规划小组成员、学科组长;《浙江通史》12卷本学术顾问;“西湖丛书”编纂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指导委员会委员;《文化交流》杂志副主编。

魏桥先生是浙江省地方志事业的领军人物,国内方志界的着名学者,曾为108种方志作序,在修志实践、方志理论等方面成就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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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奔走呼吁修方志

浙江是文化之邦,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同时,浙江又是方志之乡,历史上方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名志迭出。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浙江后来几十年未曾修志,许多人对地方志非常陌生,甚至连地方志是什么都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初,魏桥认为修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理当得到继承和发扬,而浙江更应该在这方面走在前头。

作为省政协委员的魏桥在政协提过提案,建议修志,可惜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魏桥想,如果不及时启动全省性的修志工作,既有负先贤,也愧对后人。因此,在1981年4月,他直接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开展浙江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及建议》,呼吁重视浙江的地方志工作。

报告递上去以后,省委主要领导很快有了批示,对报告中的建议作了充分肯定。但当时碰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省志办的机构没有落实,没有单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当时魏桥正在负责筹建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任务很重,还是毅然担负起领导全省修志工作的重任。任务接过来了,但条件是异常艰苦的,省志办可以说是“ 一穷二白”—— 没有房子,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更没有后来的“ 一纳入、五到位”来保障,有的只是魏桥和同仁们的满腔修志热情。浙江的地方志事业就这样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历程。

考虑到浙江省各市县的实际和省志办的具体情况,魏桥提出全省的修志工作应先从市县抓起。这是因为浙江历来有修志的传统,许多市县历史上都有为数不少的志书,可以作为新修市县志的参考借鉴和重要的资料来源,成为修好新市县志的坚实基础。于是先选择了萧山、建德等5 个县( 市) 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逐步推开。

在具体的工作中,魏桥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四处奔波,作报告作动员,讲修志的意义,千方百计地争取各地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同时,到处给修志人员讲课,虽说当时参加修志的同志都是市里、县里的“ 笔杆子”,熟悉市情、县情,但对地方志本身不甚了解,因此魏桥在培训上投入了很多精力。

其次,魏桥还竭力推动各地采取“三位一体”的修志方式,即历代方志还家、当代方志编纂和方志理论探讨同步进行。所谓历代方志还家是指采用各种方法,尽可能把本地历史上编修过而且还存世的志书迎回到各县(市)方志办,做到藏志于县(市),这是基础性工作;当代方志编纂是“三位一体”的中心环节,魏桥主抓纲目论证和志稿评稿会,如《萧山县志》评稿会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方志理论的学习探讨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修志实践,同时还可以及时总结修志经验,丰富修志理论。

在魏桥的悉心指导下,浙江方志尤其是市县志颇受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在首届全国地方志奖评选中,浙江省6种方志获得一等奖,9种获得二等奖,3种获得三等奖;在第二届全国地方志奖评选中,《宁波市志》《绍兴市志》又获一等奖,其中《绍兴市志》获得全票通过,成为全国首轮新编地方志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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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事求是破陈规

魏桥主张地方志工作者在修志实践中注重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认准路子,坚定不移。

在第一轮修志之初,《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要求“县志以控制在30万至50万字左右为宜”。那时全国的一些县志就是按《暂行规定》来确定文字量的。结果,一部县志删枝去叶,只剩骨架,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内容,有的至今仍引为憾事。当时萧山县志办的同志在编纂志书的过程中,觉得这一《暂行规定》并不完全符合地方志作为资料书的实际,也无法体现县志记述的对象——萧山县情的实际,决定突破框框。对此,魏桥积极加以鼓励和指导。《萧山县志》最终定稿为95万字,大大超过了当时规定的文字量,使整部县志资料充实、内容丰满,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一致称赞,荣获首届全国地方志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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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6—1957学年毕业学员和工作干部合影,六排右十一为魏桥(1957年6月20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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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桥主张修志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越境而书”是志书的一个通例,或者说是一个原则,可魏桥觉得对原则不能机械地去理解,修志的理论、规定、提法等只能从实践中来,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早在1995年春,魏桥在《泰顺县志》序言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修志应当而且可以突破“不越境而书”的通例,即修志既要按现行政区划为界,又不必完全拘泥于此,可以适当地“越境而书”。如温州人在海内外创业,外地人在温州创业都应该适当记述;义乌小商品市场不宜光记义乌,应记其辐射到全国、海外。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志书浓郁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魏桥对修志工作所理解和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说来就是,修志既要坚持以现境为主,又不能死抱“不越境而书”的信条,对这些“越境而书”的现象严加约束,否则,新修的志书何以反映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何以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新时代的修志者不能墨守成规,以不变或小变来适应时代的巨变。适当突破“不越境而书”的老规矩,既是客观现实对当今修志工作提出的一个新要求,又是修志理论必须适应修志实践的一个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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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实践提升理论

魏桥注意在实践中总结修志经验,并力求上升到理论高度,“详今明古”是他提出的一个着名观点,也包含了他面对浙江修志现实所作的一种理性思考。

《暂行规定》第三条指出:“新方志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20世纪80年代修志工作在浙江省全面推开以后,《暂行规定》也成为指导浙江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主要文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详今略古”的方针在具体工作中却产生了一些误解与消极影响。有人觉得“详今略古”就是浓墨重彩写当代,对民国及民国以前部分应尽量简略,甚至成了弃古。魏桥对这些现象作了思考,并分析了修志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1989年,在浙江省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详今明古”的主张,认为所谓“明古”,就是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对待历史,而是要求用严肃的态度,审慎地对待历史资料,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尽可能弄个明白,弄清事物的发端、发展和变化。

诸葛计先生在《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中对魏桥的“详今明古”有很高的赞誉,指出:“‘详今略古’与‘详今明古’,这两个提法虽只一字之差,但内涵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详今略古’包含的是量的要求,而‘ 详今明古’则是度的把握。对人类社会事象的记述,很难用多大的量来区分详与略,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把握。志书中对古代部分的内容,只要达到说清当时的情况,就可以说是适得其度了。”

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地方志领域也不例外。地方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历代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修志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改革旧的形式。魏桥认为无创新成不了佳志,修志工作必须继承传统,大胆创新。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浙江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取得了很多创新成果:

1987 年,《萧山县志》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目之一—— 围垦篇,以升格的方法来反映萧山县的一大特色—— 围垦造田( 围垦使全县增加了1/4 的耕地),使得后来的志书纷纷效仿。升格法成为第一轮修志中用来反映地方特色最为常用的手段之一。

1991 年出版的《龙游县志》,在志书的着述性和整体性上作了可贵的探索,富于创新意义。重视吸取时代先进的成果和科学的方法,如在植物和动物资源中采用二名法,并别具一格地设立《分类索引》,以方便用户。这些为后来的志书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96 年出版的《绍兴市志》,把资料性和着述性缜密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人文内容的记述,设立《名家学术思想》卷,集中反映群体人物,以及编制详尽实用的索引等创新实践,给人以清风扑面之感。

1999 年,《绍兴县志》出版。它在卷首设《绍兴史略》,附《历史年表》,做到史志结合,彰明因果;它引文注意注明出处,力求言必有据。这些创造性的举措,使得《绍兴县志》广受好评。

2005年,《浦江县志(1986—2000)》出版。这是浙江省第二轮修志中值得一读的良志佳作,体现了时代的前进、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观念的转变,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都是浙江方志的闪光点,可以说创新是浙江方志获得方志界同仁好评的最主要因素。而这和魏桥的全力倡导密切相关。

魏桥一直鼓励人人参与创新,宽容失败。他说:无创新成不了佳志,修志工作必须继承传统,大胆创新。修志工作,一要发动大家都来创新,如果光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人人都有创新的意识,个个都有创新的行动,那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才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二对创新要宽容,要允许失败。地方志是传统文化,历史上的方志到宋代已经定型,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的方志也已基本定型。我们知道,符合人们思维定势的模式比较容易获得通过,而创新是有风险的,它要打破那种思维定势,往往比较难以获得认可,所以我们要努力形成允许探索、允许失败的良好氛围,使大家敢于创新,乐于探索。

魏桥不仅在理论上创新,在实践中也一以贯之。在第二轮《天台县志》评稿会上,有的同志对《天台县志》稿中把“天台山文化”这一内容提到前面加以突出提出不同意见,魏桥认为这是创新,把“天台山文化”提到概述、大事记以突出天台县情,而且要求把这种创新进一步加以深化——从天台山文化中挖掘天台精神,以提升县志记述内容的层次。

魏桥不仅在理论上创新,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他主编并于1991 年5 月出版的《浙江省名镇志》,就是一部颇受好评的创新之作。浙江属于江南富庶之地,历史上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名镇很多,也很有影响,这些名镇往往都编有镇志,而且大多是名志佳作,如果要研究明清经济,就不能不看浙江历代的乡镇志,所以他觉得编纂乡镇志很有意义。但当时的省志办公室人手少,无法顾及乡镇志,怎么解决这一难题? 他认为唯有走创新之路。他选择了全省161 个各具特色的集镇,既有历史上的传统名镇,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崛起的城镇,给予各有侧重的记述,汇成一书,蔚为大观,不仅延续了浙江编修乡镇志的文脉,而且对后来乡镇志的编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阅颜越虎:《浙江方志事业的领头雁》,《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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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与荣誉

魏桥从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直至80岁高龄,笔耕不辍,先后共主编过18本图书杂志,其中有多项获得国家、省级奖项:《金中半月刊》,油印,1948年;《浙江学刊》,1980年;《浙江省名镇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获1993年国家级方志一等奖;《浙江杂文选辑》,新华出版社,1993年;《浙江省名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熟读浙江七千年》,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5年;《浙江乡村社会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1996年;《浙江乡村旅游志》,黄山书社,1998年;《浙江省市县区辉煌20年》, 方志出版社,1998年;《浙江人物综论》,方志出版社,1999年;《浙江文化丛书》(7种),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海洋浙江》,杭州出版社,2005年;《教育浙江》,杭州出版社,2006年;《环保浙江》,杭州出版社,2007年;《宋元浙江方志集成》(共14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获第16届省社科优秀成果基础理论类一等奖;《浙江历史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获第20届浙江树人出版奖,位列榜首。

魏桥除了主编书刊外,还有独着、合着着作十余种,其中有一部着作获得了省政府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谈谈批评与自我批评》,浙江人民出版社,1956年;合着《高举总路线的光辉旗帜前进》,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合着《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9年;合着《谈谈干部思想作风》,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合着《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合着《谈谈党性修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代铭志诗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合着《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获1987—1988年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风雨四十年》(个人杂文集),团结出版社,1990年,获1990—1993年省优秀文学奖;《志苑十二年》(个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两轮修志说》(个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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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当代文化艺术名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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