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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到集中再到“四个意识”的逻辑路径及其约束条件
? 发布时间:2018-01-23 浏览次数:1976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先,从民主到集中、再到“四个意识”有着一条必然的逻辑行进路线,集中是党的民主自我行进的必然结果,同样,“四个意识”也是集中的重要范畴和具体展开的必然结果;其次,集中主体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有着“形式集束”的特征,且相互约束、相互作用;进而,第三,我们当按照民主与集中的相互关系、集中主体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确立和坚持集中意识、“四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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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集中、“四个意识”
作者:胡承槐,男,1960出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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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在《党内民主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见《新华文摘》2010年第14期)、《党内民主的本体论证明及其现实意义》(见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10年5期)等文,对民主及集中的涵义、主体、逻辑关系作过基本的分析,论证了党内民主的本体论含义。下面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就民主的涵义、主体,集中的涵义、主体,确立和增强“四个意识”等三个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以期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阐明确立和增强党的“四个意识”及其约束条件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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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一般民主与特殊民主

首先,民主和集中是特定组织的权力方式和运作方式。尽管民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治范畴,但现代民主则是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依据启蒙学说的基本原则(理性、独立、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将这些原则运用于政治斗争和组织活动并加以发扬光大、创新发展的产物。 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争取民主的最初尝试,共产主义同盟以及第一、第二国际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原则在组织领域具体实践的范例。依照民主的原则组建政党、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组织是无产阶级自觉的明证,也是无产阶级以及政党政治自觉、政治成熟的明证。

将民主作为政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进而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本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既无资本家阶级的资本可持,也无农民阶级的传统习惯权利可依),它的解放只能求助于人权, 而求助于人权,在政治上也就必然要求表现为民主,所以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本身是完全民的”, 必然是按民主的原则组建起来,按民主的原则运行的。

然而,尽管一般地主张和实行民主(比如普选)最初也曾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如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在欧洲所引起的恐慌),但资产阶级很快就意识到一般地主张和实行民主并不特别可怕,不仅不足以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还可借以利用,缓和阶级矛盾、平息无产阶级的怨气,也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革命以后,现代普选制才逐渐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开来。④无产阶级只有在组织起来,组织成政党并通过革命或民主选举的方式掌握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私营有制的情况下,才会使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恐惧。换言之,无产阶级不仅要实行一般的民主,更要实行特殊的民主:在无产阶级内部,以民主的方式组织政党,运行政党,进而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在外部国家政治层面,无产阶级要求掌握国家机器,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在一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的特殊民主,其要害在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形成强大的政党力量、阶级力量。在这里,民主就不仅仅是一种间隙性的政治活动(选举只是一种间隙性的活动),而必须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就不仅是个体分散的权利表达,而且还必须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的阶级意识。故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体性的、整体性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民主的政党,而且是集中性的政党。进而,科学地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

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特性,首先是要正确把握党的一般民主与特殊民主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们绝对不能将一般民主与特殊民主割裂开来,更不能以特殊民主而否定一般民主。而必须牢记一般民主始终是党的政治原则、甚至是党的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恩格斯之所以说“同盟是完全民主的”,其依据就在同盟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 即同盟始终坚持党的一般民主。党的一般民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党是一种契约性组织,党是由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聚集起来的人所共同组建起来的,正是由于党的组织的契约性及其历史理想性,将党的组织的民主属性凸现了出来,并与任何神秘组织帮派组织作了彻底的切割; 其二,党内广泛的民主选举,通过选举产生各种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主要是领导人员);其三,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其他决策生成及实施过程中的充分讨论,恩格斯曾经就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指出,“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并对扼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行为进行批评:“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 也就是说党的统一意志是以党内不同意见的交流、群策群言的基础上生成的;其四,在党内,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和权利本体的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党员权利(义务)等值,即每一个党员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其权利都必须予以同等的尊重,相应地,每一个党员都应履行相同的基本义务,在党内不允许特殊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现象的存在。

党的特殊民主则主要表现为共同意志的生成和贯彻执行(包括掌握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政权贯彻阶级意志)。共同意志就其核心内容、终极内容来说是“绝对的”,“天然的”,这就是为了无产阶级进而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它之所以是绝对的,天然的,这是因为,党从其最初组建时,便是围绕这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组建起来的。但其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却是相对的,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发生差异,这就需要充分的讨论形成共同意志,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个党员都对共同意志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每一个个体党员都将或多或少地修正和否定自己原先的那个认知。在这里,讲民主,也就是讲道理、讲妥协。但另一方面,这里的妥协,这里所讲的道理都是在坚持为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这个绝对的、天然的大道理大前提下的妥协和具体的小道理。同时,那种以为只有自己掌握绝对真理、口含“无宪”而拒绝妥协、沟通,以自己的个人意志代替党的共同意志的做法都是有违党的民主精神的。

党的一般民主与党的特殊民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客观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丰富和延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民主的根本特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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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的三个层面及其存在方式

集中,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殊民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和称谓,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让敌人感到害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1)具有统一的共同意志,(2)具有统一而强大的组织,(3)具有统一而强大的行动力。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民主的政党,而且是集中的政党,是能够将民主转化为集中的政党。在这里,尽管在建党之初,民主先于集中存在,政党是通过民主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党的权力是通过党员让渡个体权力而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党的组织一旦生成,党的共同意志一旦形成,它们便成为党的集中主体——抽象主体。换言之,在党建成之后,集中更多地是先于民主而存在的,对民主具有优先地位,具有对个体党员的优先性、支配性,对民主与集中的这一互为前提的逻辑关系,毛泽东同志曾非常形象的给予概括: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进而,所谓集中实际上意味着权力,首先是思想统一的权力,其次是党的组织及其行动统一的权力。当然,这里的思想统一是指党的核心思想的统一,组织和行动统一则是指统一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服从党的纪律、党的制度,这种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证自我特质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条件,就像民主是党的生命一样,集中同样是党的生命线。同时,这里的统一,是给党员的思想自由、行动自由预留出巨大空间的,统一并不排斥党员的个体和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而只是给党员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或许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会说,给自由划出一条边界,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其实绝对自由主义者的质疑虽从修辞的表面逻辑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从社会实际状况来看,则有两大误区,一是从组织层面来讲,任何组织都是有它特殊规定性的。组织的规定性,也就是组织成员自由的边界,一旦越出边界,也即是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否定,同时也是组织成员作为一分子的自我否定,也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规定入党需要严格条件,而退党则是自由的,甚至是无需申请的,只需在一定的时间里不去交纳党费便是自动退党了,二是从人的一般层面来讲,人,只要他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其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就是有边界的,比如公序良俗、比如法律),这一边界的存在,意味着党的集中。而集中的主体则是党的统一意志和党的组织本身。

其次,值得特别申明的是,党的统一意志和党组织本身这两个层面的集中,其主体(承受者)的存在方式都是一种无人身的非人格化存在的抽象主体,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力量,而抽象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作用,都是以现实的人和组织机构的具体社会实践而发挥出来的。换言之,不论是党的思想统一这一集中主体,还是党本身这一组织层面的集中主体,都是以人的思想行动和党的具体组织机构的实际活动为中介的,这就要求由特定的人和机构来充当思想集中主体的人格化存在、特定的机构来充当组织的集中主体。在现实生活中,自列宁确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来,党的各级委员会便按照抽象的主体向现实主体转换的内在逻辑充当着集中主体的现实承受者,而党的领袖(可以是集体或个人)则作为党的统一意志的集中主体,及组织的集中主体的人格化存在而发挥着特殊作用、并成为共产党特别有力量和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重要特点。
??? 如果说,各级委员会成为组织的集中主体且能与民主原则相契合,容易被人们理解的话,由党的领袖充当集中的主体,是否会与民主的原则相冲突,这恐怕是相当一部分人所担忧的。为此,当加以特别说明,笔者以为,由领袖充当集中的主体,这是民主集中制在逻辑上的要求。尽管由领袖充当集中的主体存在与民主的原则相背离的风险,但只要健全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便可排除这种可能的风险,从而提高党的行动力。这是因为,其一,党组织行动能力的最大化和合理化,需要党的中枢机构作出统一指挥,而党的领袖一般说来他们处于或靠近党的组织中枢,由他们担任党的集中主体的实际承受者,是组织的抽象功能向现实的人身转移的必然要求,就像与乐队指挥是乐队的核心,是乐队统一奏乐的集中主体相类似,党的领袖必然地要求承担起集中的主体职责;其二,尽管党的统一意志的生成(即意志的集中)是民主的结果进而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党员以整体的方式构成集中的主体,但是,另一方面,党员个体的个人意志并不是等量地反映到党的共同意志中去的,每一个党员的个人意志与党的共同意志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个人意志直接转化为党的共同意志(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化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共同意志,邓小平理论转化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意志),而更多的人则是以接受、拥护、践行的方式与党的共同意志发生关系。所以,在党员个体之间相比较的层面上来说,领袖们成为党的思想意志的集中主体,是民主集中制内在逻辑现实展开的结果,同时也是实际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其三,尽管党员在党内的权利及其义务是平等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员的能力(包括思想境界、学识、胆魄、德性、技能等各方面的素质)也是等量齐观的,其实,党员都是人,凡人都是分层的,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觉悟有高低是一种天然的自然现象,故而由能力大、水平和觉悟高、意志坚定的领袖充当集中的主体,担起领导者的责任是事物变化运动的客观要求,就象军队作战时要由具备相当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将领、享有指挥权力指挥作战一样,党也需要有自已的领袖,需要领袖承担起集中主体的职责。在这里“三个臭裨将,顶一个诸葛亮”或许还有部分的合理性,但是“三个臭皮匠”是绝对顶不了一个诸葛亮的,就象我们不能将一支军队交给“三个臭皮匠”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党交给一群平庸的人来领导。党只能由有杰出才能即领袖们来领导。

由党的领袖来承受党的集中主体,承担主体责任,不仅有着民主集中制内在的逻辑依据而且往往也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客观要求。从马恩以来170年的国际共产(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出现以下四种情况时,加强集中、加强领袖权威的要求便会随之增强。一是随着组织成员人数的增加和空间分布的扩大,客观上要求增强组织中枢的统一领导力;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组织的“条块”结构的固化程度逐渐增强并出现尾大不掉的状况时,必然会产生增强组织集中度的客观要求;三是党的外部环境变得恶劣,甚至时刻存在死亡危险之时,组织往往会更多的增强集中,甚至会贯彻“铁的集中制”(列宁);四是在党内尤其是中央中杻发生比较重大的思想、政治、组织斗争之后,为克服党内分歧,为肃清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有时也会把是非颠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会重新颠倒过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往往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强调集中,强调 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保持与领袖的一致性。 如果说由党的领袖充当党的集中的主体,承担集中的主体责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内在的逻辑要求,那么在实践上就必然要求在全体党员中形成集中意识、核心意识,在实践中培养和发现、推举党的领袖、党的核心,换言之,一个发展健康、成熟具有相当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地是一个拥有坚强而才能卓越的领导核心的党,反之,组织松散且领导人平庸的政党是组织衰败的症状。

概括以上所述,集中是民主逻辑推进的自然要求和结果;集中及其主体的存在方式有三种形式:两种抽象形式即党的共同意志和党的组织本身,一种具体的人格化形式即党的领袖。集中主体的这三种存在形式本身是一种一体三面的关系,相互渗透、相互串联、相互约束。必须予以特别加以说明的是,这种一体三面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主体集束,它们之间的重要性排序,是有位次差别的,排在第一二位的是党的共同意志和党的组织本身,这两大抽象主体对现实的具体的人格化主体有着刚性的硬约束,而具体的人格化主体则一方面在这种硬约束下推动着抽象主体走向现实,转变成现实存在,另一方面,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断地塑造自身的集中主体定位,并不断推动着前二大主体形式与时俱进、向前发展。进而,当我们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还原为党员们(思想和行动)的相互关系时,还原为党员个体与党的组织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也就表现为党员权利与党的共同意志、党的组织(及制度)、党的领袖之间的三种关系。而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则可以理解为是党的集中范畴、集中意识的具体展开和细化,是党的集中范畴的具体政治样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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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和增强党的集中意识、“四个意识”的三大路径

首先,在全党倡导和养成集中意识。集中意识、“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的重要组织部分,是党内民主发展不可缺的必然结果和条件,如果一个政党的党员或组织的各个系统都可自行为是而不服从党的共同意志、最高领导机构及其领袖,那么,这样的政党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甚至还有走向分裂的潜在危险。反之一个蓬勃向上发展有生气有活力的政党,必定是团结统一的政党,领导机关有权威的政党,党员有纪律、行动所指挥、爱护党的领袖就像爱护自已的身体一样的政党。为此,我们当在全党确立和增强集中意识,“四个意识”。
??? 其次,明晰集中的具体层次,坚持践行以下“四个集中”。从民主走向集中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向它看齐。我们的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把全党的思想始终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是坚持党的基本性质始终不变的首要保障。从民主走向集中的第二个基本要求是集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上来。坚持和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把中国发展的更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中国发展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是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结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始终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思的旗帜下,是党和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思想保障。从民主走向集中的第三个基本要求是集中到党的中央中杻统一的领导之下。全党服从中央不仅是党的纪律的客观要求,是党生成行动力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内在逻辑展开的客观结果,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集中到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是每一个党员必尽的职责和义务。从民主走向集中的第四个基本要求是集中到党的领袖的周围。党的领袖集体(其中杰出领袖是这一集体的核心、中心)是党的中央领导中杻的人格化承受者,同时也是(尤其是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最为主要、重要的阐发者,故而,在民主集中制正常运作的条件下,集中到党领袖的周围与集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旗帜下,集中到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一致性,同样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的具体展开和实现形式。

第三,确立和增强党的集中意识、“四个意识”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党内民主。这不仅是因为在一般意义上讲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集中是民主的结果,更是因为民主对集中主体(领袖)的产生、集中主体的正确领导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和修正作用,发展党内民主,是落实“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根本约束条件。其一,领袖是在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也是在逐渐成长过程中被党逐步发现的,良好的民主竞争秩序、既对领袖的坚强意志、优异品格和杰出才能的培养、增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党和广大党员及时发现并推举潜在的领袖逐步成长为现实的真正的领袖;其二,良好的民主秩序,是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的重要领导地位的重要制度保障,野心家、阴谋家即便侥幸得手,在民主的环境下也难以作恶;其三,领袖是高明的,但不是全能的,良好的民主秩序有助于倍增领袖的长处,弥补领袖的短处;最后,领袖的伟力源自于与群众(党员)的有机结合,良好的民主秩序是领袖与群众有机结合的基本路程。总之,民主与集中是一对奇特的统一体,发展好党内民主是形成党内集中统一的重要方面,也是党的集中主体、党的领袖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条件,更与确立和增强党的集中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互相为前提,互相补充,尤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总括全文可见:从党的民主到党的集中,再到党的“四个意识”,有着一条组织自我运动的逻辑路径,一方面,后一范畴是前一范畴在现实中展开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前一范畴又构成后一范畴在现实运行中的约束条件;同时,不论是民主的不同存在形式,还中集中的不同存在形式,相互间同样有着强烈的约束关系,一种形式构成另一种形式的约束条件。科学地把握从民主到集中,再到“四个意识”的逻辑关系及其约束条件,对于发展党的民主,坚持党的集中和“四个意识”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全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17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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